这一切，和珅蒙在鼓里，了无所知，这就是作恶者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少助”的效应了。第一，他之不得人心，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，第二，他之贪得无厌，也到了鬼神俱惊的程度。据近年来抓获的贪污犯来看，无论大小，只要钻进钱窟窿里，就完蛋了，钱是他的命，钱比他的亲爹亲妈还亲。和珅也是如此，握权二十多年，疯狂攫取，不顾一切，为非作歹，利令智昏。乾隆干什么，他也许能知道，嘉庆干什么，他未必全知道，而这位被他进了谗言外放的朱珪，就更不可能知道何去何从，即使别人微闻风声，也不会去向他报告。此人不但不去安徽当巡抚，还在京城住下，为了进宫方便，在靠紫禁城较近的东华门，置了一套小院，有事没事，一顶小轿抬进宫来“造膝自陈”。看来，大家不但把和珅瞒得死死的，对他的铁杆亲信，也封锁得严严的。
于是，“初八日，奉旨革和珅职，拿交刑部监禁”以后，“十八日，公拟和珅罪状，请依直隶总督胡季堂条奏，照大逆律，凌迟处死，着从宽，赐令自尽”（据无名氏《磔珅纪略》）。从和珅的兴亡史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正是因为他一有权，二有保护伞，三有贪得无厌的欲望，四有愈陷愈深的侥幸投机心理，五有最容易滋生贪污腐败的王朝体制，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，也是最大的贪污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