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切,和珅蒙在鼓里,了无所知,这就是作恶者“得道多助,失道少助”的效应了。第一,他之不得人心,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,第二,他之贪得无厌,也到了鬼神俱惊的程度。据近年来抓获的贪污犯来看,无论大小,只要钻进钱窟窿里,就完蛋了,钱是他的命,钱比他的亲爹亲妈还亲。和珅也是如此,握权二十多年,疯狂攫取,不顾一切,为非作歹,利令智昏。乾隆干什么,他也许能知道,嘉庆干什么,他未必全知道,而这位被他进了谗言外放的朱珪,就更不可能知道何去何从,即使别人微闻风声,也不会去向他报告。此人不但不去安徽当巡抚,还在京城住下,为了进宫方便,在靠紫禁城较近的东华门,置了一套小院,有事没事,一顶小轿抬进宫来“造膝自陈”。看来,大家不但把和珅瞒得死死的,对他的铁杆亲信,也封锁得严严的。
于是,“初八日,奉旨革和珅职,拿交刑部监禁”以后,“十八日,公拟和珅罪状,请依直隶总督胡季堂条奏,照大逆律,凌迟处死,着从宽,赐令自尽”(据无名氏《磔珅纪略》)。从和珅的兴亡史,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,正是因为他一有权,二有保护伞,三有贪得无厌的欲望,四有愈陷愈深的侥幸投机心理,五有最容易滋生贪污腐败的王朝体制,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,也是最大的贪污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