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大昕是“乾嘉学派”中更具有代表性的考史学家。他的考史原则已如上述，所著《廿二史考异》一百卷，所考自《史记》至《元史》，不含《旧五代史》与《明史》，故谓之“二十二史”。其序说：“廿二家之书，文字烦多，义例纷纠，舆地则今昔异名，侨置殊所；职官则沿革迭代，冗要逐时，欲其条理贯串，瞭如指掌，良非易事。以予仔劣，敢云有得？但涉猎既久，启悟遂多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，钱大昕考史重在文字、义例、舆地、职官，跟王鸣盛、赵翼有所不同。阮元说钱大昕的学术有“九难”即“人所难能”之处，其中包括正史，杂史，天算，地志，六书音韵，金石等。又说：“合此九难，求之百载，归于嘉定，孰不云然。”[14]钱大昕考史，博而能精，尤于正史表、志的考评，为王鸣盛、赵翼所不及。他推崇顾炎武的书“有关于世道风俗，非仅以该洽见长”[15]，推崇赵翼的书是“有体有用之学，可坐而言，可起而行”[16]，这说明他也是主张经世致用之学的。
崔述是对先秦古史做系统考证的第一人。他的考史方法，是宗经而疑传注、诸子、杂说等，对于先秦古史的解释，其程序是由辨“伪书”进而辨“伪史”。《考信录》的基本要义是：“《尚书》但始于唐、虞，及司马迁作《史记》乃起于黄帝，谯周、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，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。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，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！”[17]崔述的这个思想，可以上溯到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篇说的“追述远代，代远多伪”，“文疑则阙，贵信史也”，甚至还可以上溯到孔子说的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”[18]。崔述的考史方法及其理论认识，已具有理性主义成分。